济南的乘客家属文万成则另辟蹊径，选择了代理过韩亚空难、伊春空难的张起淮律师。他的诉讼策略代表了许多老人的想法：通过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索赔乘客和家属在飞机失联期间的损失，给马来西亚方面施压，进而了解亲人的下落。
有的家属苦笑着对我说，因为律师的选择，家属们一夜间进入了“三国时代”。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辩护，斥责选择不同的人“居心叵测”。是不是为了亲人回来打算，成了一条最不能置疑的标准。
律师选择问题的讨论蔓延，还在家属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比惨”大会。不少老人诉说儿女失踪后的辛酸——他们同时说，这种痛苦是那些“媳妇”或“女婿”不能比的。老人们担心，赔偿的最大收益主体是配偶，配偶“没有血缘”，或许只顾钱不顾人。
张静是乘客赵朋的妻子。抱着找人的希望，她和公婆一致地拒绝了先期赔付。之后，一笔来自保险公司5万元赔付却让这种信任出现裂痕。公婆怀疑，她拿了取钱的身份证、结婚证，是想独吞这笔赔偿。赵静则解释说，她是想领回钱，再分给公婆。
保险公司赔给她家的那笔钱，至今也没人去领。家庭关系紧张后，张静带着两岁的儿子皓皓回了娘家。公婆想看孙子，也只能等到外婆抱着皓皓赶集时，远远地看一眼。
“我怕他们把孩子抱走。”张静对外说，她担心公婆拿孩子作为要钱的筹码。
2014年11月底，家属姜鸣在微信群中旧事重提，呼吁大家接受5万美元的先期赔付。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有些家属生活困难，领取这笔钱却会面临道德指责，他们正在陷入窘境。微信群内，家属们一时间不置可否，有人认为“这是个人选择不要强求”。姜鸣争辩说，领取先期赔付也是出于“善待他人”的目的。她以自己举例，父亲在飞机上，但她选择了领取这笔钱。
那段时间，胡秀芳正在为孙女心心上学的事情奔波，她细心地考虑到，孙女回来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一连多天，找了三四家幼儿园都没谈下来，她心里有些沮丧。看到姜鸣劝大家领先期赔付，想着家里三口人在飞机上——她的希望受到了威胁。
“认钱不认人，飞机上是你的义父，所以你才着急领这五万美金。”胡秀芳怒不可遏。听到“义父”这句，姜鸣几乎崩溃。
心里的黑色正渗透到脸上
胡秀芳“反击”姜鸣时，文万成也在一旁帮腔，他并不针对什么，只是言语有些戏虐的煽动。
文万成的口头禅是“我有证据”。飞机失联后，参加沟通会、游行抗议、会见官员或者接受采访，他手中始终握着一个录音笔大小的摄像机。早年，他曾是一名特务兵，搞过情报工作。飞机失联后，他一度相信这背后有政治阴谋，“把飞机藏起来这样的高科技，只有美国能玩转”。
回到济南家中，文万成就窝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和各种文件资料堆积在办公桌上，硬盘、扩音器、偷拍器、转换线头和放大镜，像是糅在一起，乱糟糟的。他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熟练地截取图像留证，直到深夜。一年下来，硬盘里积累的失联事件资料已经超过2000G。
文万成的独子在飞机上，留下一双儿女。回到家中，他会双手拖着小孙子挥舞，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的曲子，慷慨激昂，眼睛却是红的。
选择律师时，他数次将张起淮撰写的文章分享到家属微信群里，像是贩卖广告帖一样。还将律师拉进了只有家属参与的微信群，结果被家属踢了出来。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文万成私下讥讽他是“汉奸”。结果，姜辉和其他选择国外律师的家属同张起淮律师暗中较量，相互挑对方的不足。
在我和他的交谈快要结束时，文万成狡黠地笑了笑说，让家属和律师有矛盾，等于是拉来很多双眼睛盯着律师工作，律师也会被激发出积极性。这个道理，和他在微信群中乐见家属争吵是一样的，吵完了，心就会不甘，就会继续上路去寻找亲人。
家属发生矛盾时，姜辉会站出来劝架。在文万成看来，这种冷静理性近似于软弱。到后来，他觉得姜辉也逐渐有了变化。之前，家属们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抗议，姜辉建议他去马路上搭帐篷睡，营造一种“持久消耗”的样子。文万成没有理会。
有一次，我和姜辉聊起我所从事的媒体业，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家属跟媒体诉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每一次讲述都是提醒，会保持家属的“战斗性”。
姜辉在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争论的时候，说话太急，会陡然卡住，站在旁边的刘婉伊会给他一些提示。刘婉伊觉得姜辉在一步步变得焦虑，提问时，他不再问“为什么”，而是二选一的“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提问的开头，他也常加上一句“你不要跟我说一堆废话”。
2014年5月，马来西亚官方发布了5页篇幅的失联航班的初期报告，姜辉提出请马来西亚方面将英文版本的报告翻译成中文。结果，一连提了数月，杳无音讯。
一日日地度过，夏去冬来。家属们提出公布完整的卫星数据，查看失联当晚空管和军方雷达监控人员值班录像、货物的原始清单以及乘客登机录像等诉求，也都没有得到回音。
“为什么不能看，还不是心里有鬼。”循着这样的想法，“阴谋论”在家属中一直流行。
沟通会陷入沉闷的过场。家属们只能在那里哭泣，或者彼此诉说。刘婉伊说，支持中心应该改名叫“家属互相安慰中心”。沟通会上，官员们拿着文件念上半个小时，不紧不慢的样子，也让戴淑琴看着心里难受。她是个急性子，碰到冲突的场合，就会开口骂人，“臭不要脸”、“孙子”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大。
像戴淑琴一样，很多家属在漫长的等待里患上了躁郁症。除此之外，不停的哭泣也使得干眼症也在家属中十分普遍。乘客王春勇的父亲左眼动脉出血，发现时已经失明。
姜辉的耐性也在崩解。在一次沟通会上，姜辉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工作人员争执不下，碰到临时有事需要离开。临走前，他瞪着眼叮嘱身边的家属：要磨他们，去问他们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问他们的茶杯为什么不换水。
现在41岁的姜辉，比一年前看起来老多了，利刺一样白发从两鬓滋出，关节里生出锋利的结晶，让他疼得睡不着觉。原本有些娃娃像的脸上，密集的老人斑开始出现，有时候我看着他，会觉得那些心里的黑色正从脸上渗透出来。
权义 | 图 姜辉的近照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在张美玲的国际家庭里，女儿白小莫是连接中国印度两个家庭的纽带，也是家人间交流的翻译。飞机消失后，家庭里的“国际沟通”就成了问题。将自己变成“纽带”，把家人重新聚合起来，成了张美玲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里，外语零基础的她花掉两万多块钱，定下了一家双井桥附近的英语培训机构，正式成为英语速成班里的一名学员。
学英语的压力直接来自于两个外孙。飞机失联后一个月，外孙Peter和mike就被爷爷奶奶包机接到了印度孟买。之后，外婆和外孙们的交流就只限于周六或者周日中午15到20分钟的视频电话。
“听不听话？”“学习怎么样？”“学中文了没有？”看到孩子，北京的外婆总是固定的三问。大外孙Peter会用断续的中文回答她，学了。张美玲着急地发现，外孙们在英语的环境里生活，中文水平退化得很厉害。
“你想姥姥了么？”张美玲问小外孙mike。
“啊？”屏幕上mike满脸疑惑，显然他听不懂外婆说什么。peter赶紧把中文翻译给弟弟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