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经授权转载自：真实故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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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亲属。在漫长的等待和寻找中，痛苦缓慢地生酵并融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微茫的希望带给家属的，不仅是慰藉，更让他们陷入崩溃，甚至是彼此伤害。这是MH370失联事件里最为疼痛黑暗的部分。
这篇长报道记录了这一群希望的“囚徒”，但在当时因不可抗力未能刊出。3月8日是MH370航班失联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将报道分享出来。三年了，家属们仍然还在寻找和等待。
又一次陷入绝境
希望遭到了严重威胁。63岁的胡秀芳整个晚上都在不停说话，她的声音尖细，语速很快，爆破式的发声会把一句话开头那个字咬得很重，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喊叫。
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成为他们思考的逻辑终点，因此，2015年1月29日他们被冒犯了：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客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胡秀芳的儿子、儿媳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7℃的夜里，这个身形孱弱的老人匆匆赶到北京郊外的顺义空港家属支持中心，打算迫使马来西亚人收回决定。
和她一同聚集的，是近100名惊恐的乘客家属，他们从远及邯郸、济南等地赶了过来。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会场后待命，手旁是一个大号的急救箱，上面贴着醒目的红十字标识。
主席台上并没有马来西亚人。替代他们的是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民航技术专家。“没有实物证据，为什么宣布机毁人亡？”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自己不来沟通？”不等台上回答，家属们就提出下一个问题。连续的反问像是鼓槌，捶在家属们的心上。
41岁的姜辉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梗着脖子，像在克制什么。他是这群人中隐形的领头者，母亲在最后一班MH370上。他问航空专家，搜寻已经过去328天，有什么条件支持宣布飞机失事。说到一半，工作人员插嘴进来，试图打断他，讲起一些类似“我们一直在做工作”的话。姜辉拉高了音量，那个平静的叙述仍在延伸。
“请闭上你的嘴！”姜辉抓着麦克风，对着台上一连喊了十多声，力气用完的最后两下，几乎是哭腔。那个叙述始终没有停下。
胡秀芳跟着话题，嘴上不停附和着，碰到好的提问时，人群里开始鼓掌，她也会举起手来。
台上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他请家属们“饶过”，并保证，宣布飞机失事后，搜索仍将继续，只是空港物流园的家属支持中心会择机关闭。晚上十点多，工作人员们在混乱中离开了，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属，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干脆往会议室地上一躺，歪歪斜斜地睡下了。
类似的“希望保卫战”在过去一年里发生过多次。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家属们同样不接受没有切实证据的结论，他们在对纳吉布的反驳中重建了希望。
那段时间的夜里，26岁的王冠一站在酒店走廊里，就能听到呜咽的声音。看着满地的烟头，想到飞机上母亲的处境，他坐在床上猛捶几下，然后看着手不停地抖动。
“这希望是痛的。” 抽了一口气，他回忆说。
仍在南印度洋面进行的搜寻工作，还未发现失联飞机的任何痕迹。这一事实让许多家属抱定——要说人不在了，就给证据，哪怕是一小片残骸；没找到，或许人还在。
从2014年12月开始，我接触了30余位心存希望的乘客亲属，他们的诉说让我常有置身深渊的感受。我开始重新思考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不同于其它许多灾难，这是一道不停被拉长的创口。
希望赠予安慰，也带来阵痛。飞机失事的消息宣布后，60岁的李校辉在家中猝死。当天，他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到儿子已经被认定遇难。
我总是惊心地回忆起1月29日那个寒冷夜晚家属们的愤怒、咒骂和惊恐。沟通会快要结束时，胡秀芳不再开口，整理一下衣服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戴着银色耳环，她平静地从我面前走过，很快出了门口。
权义 | 图 MH370家属们举办的祈福仪式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2014年12月里一个周五，距离飞机失事8个月时间，在顺义空港的家属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见到胡秀芳。天冷飕飕的，家属们刚刚参加完沟通会，许多人面色蜡黄，眼睛哭红了。胡秀芳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站在枯色的花坛边，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
她画了妆，脸颊上的白色有些油腻，眉和眼都勾描过。
在她脸上并不能看见“希望”的痕迹。她把亲人还可能在世当做一个铁定的事实埋在了生活里。
我走到跟前，打了声招呼，她支吾了一句“我还有事儿”，就颤巍着出了院子。像是受到惊扰，逃走了。后来她跟亲近的人解释，不接触记者，是因为她担心飞机上的儿子回来后，会被有关部门找麻烦。
胡秀芳极少同邻居来往，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2013年丈夫去世后，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飞机掏空了她所有能量。她只能凭借记忆去拼凑生活。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满怀希望地为亲人们归来做准备。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后开始。摸索到手机后，她把编辑好的祷告发出：保佑亲人平安归来。在家属的微信群里，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发言。
起身穿衣，洗漱完毕，胡秀芳开始擦洗地板，在桌上的果盘里放上香蕉和苹果，尽管她很少吃这些。她给孙女心心的童车盖上条布，靠房门放好，出门时拿起来会方便。冰箱里预备好儿子爱吃的酱猪耳朵、牛肉。儿媳晓蕾的碎花床单被褥叠放整齐后，被她捋得没有一个褶皱。
婆媳俩为了家里管钱的事情，先前曾吵架动手过。如今想来，这些过节无关紧要，她不会因为自己的气量，影响亲人回家的大事。在这朝阳区青年路上的两居室里，胡秀芳有着自己的脾性和拿捏。
光线从屋中退回窗台，家里的摆设就会变得秩序井然，布娃娃按照大小个头依次摆放，各色的沙发靠枕也次第安置好。爱美的她还会在家中摆上几束颜色艳丽的塑料花，增添些温馨的氛围。忙完后，她端坐在沙发边缘，不出声响，时而望一望房门。
“那种感觉，就像她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戴淑琴感到同病相怜，她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戴淑琴常在晚上接到胡秀芳的电话，听她不知疲倦地讲起白日里准备的细节和她的希望，直到两人都睡意沉沉。
家里备足了菜肉米面，但胡秀芳平日里并不下厨做饭。当碗筷摆上桌子的时候，那些空位置的气场开始显现，忙碌家务中产生的一点幻觉会顿时丧失。
相形之下，她的亲家高显英令不少人羡慕——据说她能看到被飞机带走的亲人们。
高显英的特殊本领是在飞机失联两个月后获得的。每天睡觉前，她总是将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照片放在床头，一张张盯着看，一直看到泪眼婆娑。有一天，入睡后，他们真的走进梦里。
“很鲜明，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高显英一边说，一边努力搜集着脑中的画面：在一条栽种冬青树的路上，女儿低头玩手机，女婿背着包在走，只有外孙女一蹦一跳的。她哭着喊，三个人都不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