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秀芳已经习惯每周一、三、五定时去家属支持中心，马来西亚方面会安排工作人员在每周这三天接待家属。从家中前往家属支持中心，坐675路转915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她得早上10点就出发，到站后，买一个十二三元的简便盒饭，到中午一点半左右，沟通会开始。
“像是做礼拜，去了，心里便得到安慰。”戴淑琴说，胡秀芳每周一、三、五去空港，一年里，一天都没落下过。
另一位家属张美玲在开始的时候不怎么去空港，她担心曝光太多，对在飞机上的女儿女婿不好。
张美玲的独生女儿白小莫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又到加拿大留学、工作。在一段童话般的恋情后，嫁给了加拿大籍印度人Muktesh Mukherjee——一个印度政治豪门家庭的次子。
婚后，这个跨国家庭先后迎来了两个混血儿子的出生。2008年11月，夫妇俩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了中国。Muktesh Mukherjee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最高点——国贸三期，住所则定在了国贸附近的新城国际公寓。在那里，张美玲也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回想起之前，张美玲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焦虑之中。“我有时候想挠自己，狠狠地挠，发泄一下。” 说话间，她做了一个咬牙抱臂的动作，脸上的皱纹瞬间纠缠在了一起。
像上班打卡一样，张美玲每天都会拨打马来西亚、空港支持中心和外交部的三部服务家属的电话，跟接线员聊天。她自己的描述是：“如同祥林嫂一样的神经病，周末憋两天，就等着周一时钟转到9点，拿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只言片语甚至接线员语气，对张美玲来说都是希望的影子，影响着她的情绪。
现在，张美玲住在北京东南二环的一处回迁房小区。家里的装修简洁明丽，墙上拼贴挂着的9幅合影，记录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们的开心瞬间。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客厅，照片的色彩也会明亮起来。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我前去采访，还没待坐定，张美玲便开口问：“你怎么看马航这个事情？”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充满了危险，便回答说希望结果是好的。张美玲听完，笑着对我说道，早上打电话时，那头的工作人员跟她讲了，人很快就会回来。
电话里的“安慰”，刚好验证了她前一阵请“大师”算命的结果。APEC会议前，张美玲打听到有个“大师”算命特别准，“是给中央首长算出行凶吉的”，于是找到他，递上女儿女婿的生辰八字，“问是死是活”。“大师”沉吟片刻告诉她，所问之人生命征兆特别明显，让她放心，人在年底就会回家。
她的丈夫并不信这些。飞机出事后，丈夫就丧失了言语，瘦骨嶙峋的身体套着宽松的衣衫，整日坐在家里，看着自己的手发呆。这并不影响张美玲的虔诚，每逢初一十五，张美玲会去白云观敬香，如果去不成，也在家里斋戒，做些白菜豆腐白饭斋饭。
雷磊 | 图 张美玲的丈夫，在失去女儿后经常一个人发呆
求助于占卜、算命和祷告的并不只是张美玲。在家属中流传的亲人归期，从3月底、清明、国庆，一直变换到元旦、春节。配合“劫机”、“美国捣鬼”、“国际间谍”等这些“阴谋论”，这些“卦相”特别容易入耳入心，支撑起心里的希望。
高显英在去空港要人的间隙也请人算过命，算的结果都挺符合她的心意。只是，她从不去抽签。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她说，签筒里也有不好的签。
高显英更相信自己和亲人的感应。她一再说起二十年前在文摘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某地发生矿难，母亲一直在井口呼唤儿子的名字。后来，她的儿子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告诉周围的人，生命弥留之际，心里想着母亲在呼喊自己，就吃棉絮、饮脏水，坚持活了下来。
“亲人血浓于水，是有心电感应的。”失联那天夜里，高显英睡得很安稳，这是她一直以来抱有希望依据之一。清晨日暮，她也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睡前跟女儿说，睡觉了；醒来后，跟外孙女打招呼，早上好啊。
6月22日是外孙女心心的三周岁生日，亲家胡秀芳把高显英夫妇约到了家里，遥祝庆生。桌上摆着蛋糕，儿子、媳妇、孙女的座位前都放了碗筷，杯子里还倒了儿子喜欢喝的红酒。唱完生日歌，老人们便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
“宝贝心心，你快回来。”
赔偿问题的两难
紧抱着希望的人们会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2014年5月的一天，远在外地的家属拖家带口来到北京，超过100人汇聚在家属支持中心，并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相持到晚上。外地家属没法回家，打算在支持中心的会议室里铺凉席将就一晚。工作人员开始不同意，考虑到外地家属的实际困难后，也显得模棱两可。
家属们在准备铺床时，警察来了，带走了16位家属，多数是老人，还有两三岁的孩子。在这之前，姜辉被戴淑琴推了出来，说让他回家照看孩子。
深夜里，姜辉开着车往派出所里送吃的喝的，看着眼前晚归的车流，心里一阵沉重。
姜辉回忆说，这件事后，外地家属来北京的就少了。人分散在了各地。回想起先前家属委员会的经验，姜辉觉得找到飞机失联的真相，联络家属形成合力是最重要的。
回公司上班后，他每周五都会开车去家属支持中心，顺道接上住得不远的戴淑琴、叶伦等几位老人。沟通会结束，家属们会约约饭局，年轻一点的也去KTV唱一唱歌。只是，点歌的时候总会尴尬，比如，姜辉在的时候，就不点“母亲”的歌。
但过于脆弱的希望让人们变得易怒。与他们交流的过程里，最敏感的问题是赔偿。是否接受赔偿，成为希望是否真诚的重要检验。
在索赔律师选择的问题上，家属一直处于分化中。家属被劝离丽都酒店的第二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推出了“5万美元先期赔付”的计划。关于两个选择的争论，在家属群中持续了近十个月。
“老乔”是第一个同意领取5万美元先期赔的人。他选择了中国律师团代理，并常跟家属们推荐中国律师团，理由是：通过谈判了结，使事情平静下来，对大家有好处。他也曾对外说起，对找回亲人已经不抱希望。
因大多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选择中国律师团的“老乔”、姜鸣等人，被认为是帮助政府维稳。不少家属觉得，这5万美金是亲人的买命钱，拿了，就意味着接受现状。亲人归来的希望，第一次受到来自家属内部，甚至是来自内心的威胁。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2014年6月12日曾发布信息说，“有40名中国乘客家属同意接受”先期赔付。姜辉在一名乘客一名家属的投票群里进行了统计，乘客总计154名，未领取也不准备领取的有137人的家属。
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他和其他家属通过比较多家国外律所发现，与中国律师团的谈判方法不同，外国律所会以起诉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零件制造商为策略，去调查证据，获取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