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个阵营：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的“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而学衡派是对前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哥大帮”中不少人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再转人文，如胡适、蒋梦麟，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而推崇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作为“哈佛帮”与“哥大帮”有显著不同，是“新派中的旧派”。
在“哈佛帮”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怀有深切的敬意，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中最好的传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而它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古典主义是相通的。
在和五四启蒙派知识分子的对峙中，“哈佛帮”坚持的文化的贵族气质和精英传统终究抵不过平民化、世俗化的时代大势，日趋边缘化。但许纪霖指出，边缘的未必没有价值，在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学衡派坚守的人文主义古典精神正放射出反思性的思想之光。
“哥大帮”胡适、蒋梦麟；“哈佛帮”梅光迪、吴宓
当然，也有一些“人生赢家”在哈佛和哥大都接受过教育，比如宋子文。
据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介绍，宋子文于1913年初从范德比尔特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就读本科三年级，入学推荐人是孙中山——这得到了哈佛方面的高度重视。就读哈佛学院期间，宋子文主修经济学，选修德语、历史、政府学、公共演讲等课程，曾获该校最高荣誉奖。“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不仅接受了宋子文的修课申请，还曾与他面谈，鼓励他在经济学上有更多的投入。这种热情给他极大的帮助，他后来也确实成了财经能手。”
自哈佛毕业后，宋子文在纽约花旗银行工作的同时，于1915年入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哥大期间，宋子文更多地参与了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活动，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
吴景平表示，在宋子文日后的思想主张、人际交往等方面都能看到这段留美经历的烙印，尤其是从事对美外交工作，是其从政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之一（另一个是财政金融）。1940年至1943年宋子文先后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常驻美国，达成多笔财经援助和军事援助，更致力构建中美互信和互动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宋子文和他的入学推荐人孙中山
党史视角和女性视角的“重新发现”
留美学生与中共的关系是过往讨论中较少涉及的。多名与会学者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曾在美国大学领导反蒋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间中共的动员工作和留学生发挥的作用还未被深入研究过。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在题为《陈翰笙与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报告中指出，1946-1950年，在陈翰笙（农村经济学家，硕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领导下，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徐鸣、薛葆鼎等人在美国开展了颇有成效的活动，成功争取到了大量在研究生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研究化学工程的薛葆鼎组织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全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动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陈翰笙
同样在历史书写中面目模糊的还有女性群体。复旦历史系教授陈雁在会议报告《从女留学生到女保皇会》中指出，研究者追述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多聚焦于4位赴美学习西医的女性（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但她们的特点与经历不能概括近代中国留美女生的全貌。
从一组2014年的拍卖文物出发，陈雁以新史料解读几位清末民初女留学生生平，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女权领袖之一、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以“女刺客”为目标送出国门培养、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薛锦琴等。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宋时娟则从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入手，勾勒宋蔼龄、陈衡哲、胡彬夏等留美女生的足记。
梁启超所写《新大陆游记》中的留美女生合影。照片中标注了三位女生的名字：刘采兰、康同璧、叶美蓉。
近代国人为何热衷于留学美国？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呈现了包括吴国桢、蒋廷黻、孔祥熙、杨杏佛、胡适、冀朝鼎、颜福庆、唐国安、陈光甫、王正廷、程天放、宋子文、康同璧、薛锦琴等颇具影响力的留美学生个案，探讨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近代中国留学生中，赴美留学的群体无疑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然而国人为何热衷于留美？留美与留苏、留日的差异体现在哪里？澎湃新闻在会后采访了会议召集人、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历史系吴景平教授。
“整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移民社会的特点使得这里的学校很早就有世界性大学的观念。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向国际学生开放且在评价体系上一视同仁，甚至有特殊的关照。”吴景平说，“留美学生在大学受到的关心和欢迎，体会到的进步与文明，使得许多人在回国后仍对留学生涯念念不忘。例如宋氏三姐妹赴美留学的过程其实充满艰辛，入境时证件被扣押，被怀疑有非法移民倾向，但她们终其一生对留美学习的益处没有任何怀疑。”
“在国际关系上，一战后巴黎和会召开，美国在中日山东问题交涉上的态度显然与其他国家不完全一样，美国国会更以没有成为国联成员的代价否决了巴黎和约。尽管各种原因复杂，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国会、社会舆论都不能接受巴黎和会的做法。这对已经留美以及刚刚留美的人，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的关键时期，中国融入国际化遇到许多险阻和不堪，在大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有沉重记忆的情况下，美国的做法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