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的《倭人传》
大宝元年（701年），日本公布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令》，这部令典中正式使用了“日本”国号，这也成为今日日本这一国名的起始。在此之前，史籍中将生活于日本列岛内的族群及其政权统称为倭。然而，倭人的时代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字，有关当时日本列岛内的历史必须依赖于中国一侧的史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最早有关日本列岛内政权的可靠记录。此后，《后汉书》中还保留了光武帝赏赐给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所谓倭奴国普遍将其理解为在倭人族群中被称为“奴”的一个国家，即后代《倭人传》中所见的奴国。上述史料展现出两汉时期日本列岛内的倭人已形成了众多小型政权，并开始积极与中国王朝展开交往。
与两《汉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相比，《三国志魏志》中专门为倭人设立了列传，详细记录了相当于三国时期倭人社会的历史。《倭人传》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狗邪韩国为起点，依次记录了日本列岛内一系列小国的概况，以及倭人这一族群的风俗习惯（参见图1）。从史料来源看，《倭人传》的内容绝非出自捕风捉影式的传闻、或倭人自身单方面的描述。三国时期，曹魏设置于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长期担负着监视三韩与倭诸国间动向的责任，带方郡的使节曾频繁往来于倭人境内，并驻扎于伊都等国之中。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建中校尉梯儁还曾奉诏到达日本列岛内，册封女王卑弥呼为倭王。可见，曹魏政权应掌握着有关倭国国内相对准确的情报。《倭人传》中的文字很可能即出自曹魏官员在亲身调查后写成的记录，其记载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时日本列岛内的情势。也正因如此，《倭人传》成为今日了解当时倭人社会最为重要的史料。
图1.《倭人传》所记路线 女王卑弥呼平定倭国大乱的事迹是《倭人传》中非常著名的片段。倭国原本是一个由对马国、一大（支）国、末卢国、伊都国、不弥国等众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政权。这一联合体的中心位于邪马台国，卑弥呼当政的邪马台国又被称为女王国。卑弥呼时代以前，倭国也存在过男性的王。由于当时诸政权间战事不断，倭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最终各国一致推举出带有巫祝色彩的女王卑弥呼主政，倭国内部方逐渐稳定（参见图2）。执政后，卑弥呼一方面在伊都国中设置了令诸国忌惮的“一大率”来监督各国；另一方面，其主动融入中国王朝构建的东亚世界体系，并获得了曹魏政权的册封。上述在内政外交上的一连串举措颇有成效，卑弥呼不仅奠定了其在国内的强势领导地位，在与日本列岛上其他政权发生冲突之际，还获得了中国王朝强有力的支持。狗奴国位于邪马台国的南部，其并未被纳入倭人联合体政权之中。两国间一向冲突不断。为缓和这种局面，卑弥呼并未选择继续使用军事手段，而是转而求助于曹魏。最终，由曹魏政权出面，派遣使者携带着诏书、黄幢、以及檄专程诫谕了狗奴国国王。诏书代表了中国皇帝的最高旨意，檄作为军事文书则带有军事威胁的意味。实际上，卑弥呼巧妙地利用了曹魏政权在东亚世界中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压制了狗奴国的对抗。正是在与中国王朝频繁的接触过程中，倭国不断成长壮大，逐渐由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政权向着统一国家演进。
图2.想象中的卑弥呼形象
倭人与弥生文化 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应，在相当于汉代至三国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考古学时代正处于弥生文化阶段（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弥生这一名称因明治17年（1884年）该文化在东京本乡区向ヶ岡的弥生町首次发现而得名。弥生时代之前，统治日本列岛的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约公元前12世纪—前3世纪）。这一时期金属制造技术尚未出现，生产工具多为磨制石器，并且当时的农业仍以采集型农业、旱地杂谷农业为主。至绳文末期，一种以水田稻作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以及青铜器为特征的新型考古学文化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出现，这就是最终发展为倭人这一族群的弥生文化。
弥生文化的登场极具突然性，当绳文末期出现在九州北部后，迅速兼并、融合了周边的绳文文化，并逐步向本州岛的东部推进。最终，代替了绳文文化，成为了日本列岛内的主流文明。弥生文化与绳文文化间并不存在着内在传承关系。与此相反，弥生文化所表现出的诸特征与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以及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民族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通过对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综合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弥生人是一个由东亚大陆的稻作民族迁徙至日本列岛后形成的殖民群体（亦可称为渡来人群体）。
为探讨弥生人的源头，须将视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东亚地区。作为稻作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国的长江中下流域在距今7000-5000年间汇集了崧泽、良渚、湖熟、马桥等众多考古学文化。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稻作文明不断向四周传播，甚至渡海到达了朝鲜半岛南部（参见图3）。大约由公元前9世纪开始，在朝鲜半岛范围内，特别是韩国忠清南道松菊里、以及庆尚北道大邱一线以南的地区，稻作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等弥生文化的代表性遗迹相继出现。弥生文化的母胎逐渐孕育成熟。至战国后期，越国政权的崩溃、楚国东扩、秦统一中国等一系列事件，对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形成一次次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众击败了箕氏朝鲜，略有其地。箕氏朝鲜国王准率残余势力逃亡到半岛南部，并取代了三韩之一的马韩，自立为“韩王”。卫满集团的军事介入，实际造成了朝鲜半岛全体的动荡局面。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从长江中下游流域至朝鲜半岛范围内战乱迭起，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迫使原生活于本地的稻作民族纷纷向周边地区迁徙。作为同一海域内的日本九州地区成为了一块为稻作民族所向往的乐土。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涌入九州的稻作民族最终创造出了弥生文化。
图3.东亚稻作文明传播路线
有关倭人与稻作民族间的关系，史籍中也可寻得蛛丝马迹。《晋书倭人传》中曾记载倭人自称为太伯之后。众所周知，太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被描述为将周的继承权让位于三弟季历，而主动与二弟仲雍逃离周地，最终“文身断发”，在江南建立了吴国政权。倭人自诩为太伯之后，无疑暗示出其自身作为吴人后裔的观念。纹身是吴越民族自古以来的风俗，除吴国的事例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国先祖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后，同样依从了断发文身的习俗。《倭人传》中记载日本列岛内“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正与吴越同俗。通过这些零星的事例不难看出，作为稻作民族在迁徙至日本列岛后形成的倭人，其生活习俗、自我认识等方面仍保留着与长江中下游文明间的微妙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