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先生告诉大家，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从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老人还现场为大家吟诵了一首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老的乡音、传世的古调，让追思会现场有了别样的质感。
追思会上另一个常州人是资深媒体人周志兴，“最近回常州比较多，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他说：“今天这个会让我想起前不久我们搞一个活动，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在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健民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贺寿会变成了追思会。112岁高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我们不如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9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对周老的敬意，则是由其妻宋以敏老人带到的：“今天本来何方要来，他一直想来，说待一下说几句就走。为这个我们早上6点多就使劲设法叫他起来，实在他身体不行，无论如何来不了。”
“何方是周老的仰慕者，他跟周老的接近主要在全球化问题上。‘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张森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把周老全球化的世界观总结成这‘十五字诀’，对周老的学识总结概括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何方听到之后就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后来在张森根先生的介绍之下他们有了交往。”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印象中，最震撼的也是大家频频提及的周有光先生“十五字诀”。“我记得是在某个春节团拜会上，他去了，都106岁了，坐在轮椅上。他提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你看他的书都没有很长的，都是那种短短的、纲领性的，总是一下子纲举目张就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因为他的语词特别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可能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
雷颐回忆与周有光先生的30年交往：“我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皮肤、面色、身体，还骑那种铁皮车厢的小三轮车，完全不像一般80多岁的人。
“大家好像都对他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得很多，但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国家语委弄计算机人工语言，这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做了很多贡献，但没有人提到过。1987年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就是周先生让我看到的，他发明了这个系统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说一下。”
雷颐先生似乎对周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别有心得：“他最好的养生就是他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住在干面胡同，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很近。他住在那很小的院子里，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挤着、摞着，他写东西要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锻炼过，这就是我的锻炼，那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锻炼锻炼身体’。”
他记得周先生那个小房间，“在大杂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他说‘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我有一个电铃了’。他的心态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经过一系列各种人生境遇，依然能长寿并且还始终做出成就的原因。原来我只知道他学语言学，后来才知道他最早是学现代西方经济的，在各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还都是英文的。但是到1949年之后，当时完全按照苏联的，所有学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要转行。一转转到文字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从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个理科的。我觉得这方面他的人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感慨着“元月还没过完，刚刚十几号就有两位老人去世”，“前几天刚接到中科院李佩女士去世的消息，她是1918年生人，99岁。她长期有一个沙龙，一些顶级科学家、退休的老先生参加，我还参加过。我本来想写一篇小小的文章——《沙龙女主人走了，沙龙还在吗？》刚才问到谈庆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资深研究员，周有光之子周晓平高中同学），他说他们最后决定沙龙还要办下去。”
“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
48岁的独立学者余世存与周有光先生也有难忘的交集：
“2012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当时看到知识界的一些状况心里不是很满意，就跟朋友王俊秀先生商量要做一套人格丛书，后来定名为现代文明丛书。这套丛书想请当时的中青年学人来撰写，最后想到要请谁做主编，就想到了华文世界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后来委托张思之先生去请周有光先生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张思之先生说，周先生非常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大的鼓励。这份敬意和谢意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向周先生表达过，内心一直歉疚。”
于是他以接下来所谈，以致对周有光老先生的敬意：
“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再阐述周先生的功德，其中一部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之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我希望从语言的角度能够阐发一下，为周先生的一些思想做一个注。
“大家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言说人群人数最众的语言，第二大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印地乌尔都语。所以汉语的言说人群最多，但是从语言的活力来讲，汉语是排名第14位的，就是大数据的统计，远远在英语、德语、法语甚至在波兰语、捷克语、日语的后面。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用来交流、用来表达、用来沟通的，它其实相当于交通网，我们通过语言来抵达世界，来表达世界。所以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个交通中心的话，以中国大陆为例，英语是北京，德语是上海，法语是广州，那么日语是什么呢？日语是西安。那么汉语是什么呢？汉语是西宁。这是我们汉语的现状。就是说我们汉语的活力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北上广看西宁，而不是从西宁看北上广’。我觉得这也是周先生他作为一个‘人瑞’，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得出的结论——要从世界看中国，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夜郎自大，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坐井观天。因为13亿人说的一个语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语言，而且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我们没有抵达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出国，要去学英语、学法语甚至学日语，因为那些语言的交通线才是抵达世界的。我们在西宁我们要经过多次转站才能到北上广？这是个很现实的状况，这是我们语言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如果用那种大数据经验来支撑的话，是很沉痛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对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