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治理不可能完全排斥技术治理，尤其是要应对许多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公共治理问题，如转基因食品、核能民用、环境治理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技术治理。并且，随着高新技术迅猛推进，此类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越来越多。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而是要构建适合国情的技术治理模式。技术治理主义的西方批评者们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把技术治理等同于追求机器式、宏大的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确，把完美的、终极的理想社会蓝图强行照搬到现实社会中，往往导致巨大灾难。然而，基于对科学管理和专家治国不同的理解，技术治理在实践中存在多种模式选择：有乌托邦模式，也有渐进模式；有总体模式，也有工具模式；有机械模式，也有实用模式、操作模式；有激进革命模式，也有温和改良模式；有专家决策模式，也有专家建议模式，等等。可以根据实际国情，把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对其实施模式进行选择、修正和调整，使之适应社会总体制度，为社会总体目标服务，比如为民主制服务。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文精神等与技术治理相冲突，就像认为文化与科学必然冲突一样，是缺乏剖析的先入为主之见。实践经验表明，某种温和的技术治理模式与民主制能很好地相互支持。
美国技术治理运动时期，技术治理主义就引起了民国时期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在日本入侵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曾不得已吸收了一些专家参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干部被补充到党政机关工作。技术官员逐渐在中国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干部队伍日益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以及行政和决策日益科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科教兴国战略下的科学管理功不可没。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的科技素养，均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们不能赶西方的“时髦”，不能不加辨别地一味批评技术治理主义。技术治理应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目标，且要控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当中，且要警惕和防范它的某些缺陷，比如容易“只见数字不见人”等。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0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