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对记者说，户口对年轻人影响很大。直接影响是在城市获得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的一些待遇的差别。比如，廉租房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比如外地人的孩子在京沪受教育待遇不平等，甚至网约车资格也要本地户籍才能开。
他认为，这些做法对一线城市的一个威胁在于，可能会失去有创新活力的群体。任何行业和职业都是金字塔，年轻人是金字塔的底座。“没能让年轻人留下，底座就没有了。高端的人哪来呢？”
“我们的城市总是有一种掐尖儿的思维。我们总希望有麦当娜，不希望有年轻时期的麦当娜——她可能是个住地下室的穷人。”他说。
对于执着于户口的求职者而言，户口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避免孩子入学时遇到的这些麻烦。
一位2015年毕业、现就职于某政策性银行的男生总结了身边人热衷户口的主要理由：“人云亦云，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前辈们都说要拿户口，不明觉厉；买房、小孩上学、中高考这些，还是很现实的；对于未知的恐惧，虽然拿了暂时也没啥用，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另一位年轻人则认为，从长远来看，户口制度是“肯定会终结的”。问题在于，“也许10年户口就消失了，但是8年后你的孩子就要上学了。”因此，户口对大家来说是基于现实的可选项之一，“户口，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个绑架了太多其他价值可选项的身份证明”。
“中国未来的趋势，不断放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公平性。”陆铭说。不过，也有人回应：前提是超大城市的人口负载能够承受。
选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观察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已使人才开始更多地流向杭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大城市。
他认为，“上海连续多年GDP占全国比重的下降、全国三大科学奖获奖数以及重要专利数的落伍等，恐怕与上海长期以来的人口控制不无关系”。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10月31日，北京地区高校已就业的京外生源毕业生，有半数以上离开了北京。
陆铭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解决方案：几管齐下，科学规划未来人口数量，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数量，改善供给质量；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的手段缓解城市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些学者仍在思考的问题，在杨仁旺的生活里已经暂时不再成为问题了。他看中了昌平一家家庭式学堂，大儿子已经被他送去了那里的幼儿园，并将在那里继续读小学、初中乃至高中。
杨仁旺与户口问题会时不时地相遇，但他的目光从不被户口牵引着。“如果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就寄托在那个户口上面的话，那相当于是无视了很多可能性，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那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
对于伍声这样，在户口极难拿、户口很重要的气氛里浸淫了6年的人来说，摆脱户口的框定并不容易。
在这读了6年书，他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是他实现职业梦想最好的地方，也是毕业后让他在物质上可能最匮乏的地方。而户口，不过是在这里生活的一块敲门砖。
2016年年底前，伍声终于找到了一份能解决北京户口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去年11月，北京雾霾正浓。患有过敏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结膜炎等五种呼吸系统和眼部疾病的伍声，去朝阳区某国际小学主持活动。到学校时才发现，这所小学里有一个封闭的罩子，内部是不被雾霾侵扰的空气系统。
这所学校每年的学费超过20万元。那一刻伍声突然觉得，“有资本才有更多选择，比户口能给我的更多”。
伍声的脑海里无数次出现这个画面：如果留在北京，按照有户口的这家单位的月薪水平，“也许30岁时，我还在租个次卧或者一居，爸妈来了，他们睡床，我睡地上”。
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路：他拒绝了那家事业单位，准备接受外地的一份工作。“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内，按照状态和常理，我兢兢业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比起户口把我拴着，再掏空家里的老底儿在燕郊买个房子，我没办法，只能离开。”
他说：“我应该不会留在北京，除非发生奇迹。”
(应采访对象要求，伍声为化名)
